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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双轨制能够获得成功，则是因为它一方面继续为原来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第二方面又放开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资经济进入到更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利用后发优势。

货币方面，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出口放缓早已成为既定事实并将继续延续，基础货币发行迅猛增长的势头必将放缓。写到这里，大家会有一个自然的追问：疯狂之后的下一站是哪里？什么时候能到？或者是还有没有下一站？房价会不会就这样一直疯狂成永恒？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分析下大家为房痴狂的理由。

虽然对于该制度的争议之声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2008年发布的题为《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调查报告，肯定的表达了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的观点），但至少到目前而言，该红线制度还是有效的制约了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的放量。当然，投资二字不新鲜，但在时间进入到21世纪之前，说到投资，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办厂、买机器等企业和政府行为，没有太多和自身的理财联系到一起，有点闲钱也是往银行一存了事。这一时期，虽然房价上涨明显，但这种上涨是由不合理的体制因素向市场回归所致，是长期被扭曲的社会资源的价值修复，我们不仅不应该设法阻止，某种程度上还应该欢迎和鼓励。而等经济问题理顺了再来等房价回归，一切心情尽在一串省略号里了……。某种东西在缺乏对应的市场和评估标准的情况下，其价值往往是被严重低估的。

如果房价就此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中国将是另一番景象。所以说，尽管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公认的，但在没有其他投资出口同时货币又在持续吹入的情况下，即使是泡沫，它也只会越吹越大。即使是政治上具有很大争议的重庆，其城市化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体制创新。

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

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经验地看，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

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因此，西方各国都制订反垄断法，其背后的理性就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倾向于通过垄断来盈利，从而扼杀竞争，扼杀企业的创新。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

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19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强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

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在经济领域，并不是企业越大，创新能力越高。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所否决。

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其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现实，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方的改革充满着无限的动力。

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

现在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两大矛盾。它们不能像中间层政府例如地区级政府，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问题或者可以回避问题。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央政府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

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陷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例如，广东包括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以分权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管理的全方位体制创新。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不利于非国有部门的体制创新。

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首先是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得罪社会。

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结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和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

更重要的是，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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